我军高级将领杨得志曾在《抗日战争史丛书·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前所未有的。”掩卷沉思，抚今追昔，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的旗帜，桂林文化城乃至形成的抗战文化，正是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飘扬在中华大地上。

“桂林抗战文化它形成了一种‘场’的效应，就是物理学上的磁场。它是一种民族的场，抗战的场，它这么大的磁力，这么大的幅射力，对全国抗战，在当时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谈起桂林文化城和抗战文化的话题，广西社科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平总是这样脉络清晰，言犹未尽。

见证桂林保卫战__本台记者访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

是的，抗战造就了桂林文化城，而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的政治主张，又推动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向前发展。自1938年10月起，作为连接西南、华东、华南的交通枢纽，桂林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区之一。于是，沦陷区的有识之士、热血青年加上大批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南迁聚集桂林，使城区人口由原来仅有的7万人猛增到高峰时期的50万人。

随着桂林战略地位的日益凸现，加上新桂系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发展进步势力”的策略，抓住时机，及时着手整合桂林的抗战文化资源，让那些从全国各地流亡而来的抗战人士都负起“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从而在桂林扬起抗战文化的大旗。

“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叠出，好戏连台。”专业从事抗战文化研究的李建平先生，如此概括了桂林文化形成的标志。还是让我们来复述一下李先生这“16字诀”的具体内涵吧。

先说说“文人荟萃”。据统计，先后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其中，有郭沫若、胡愈之、夏衍等知名人士近200名，光是作家、学者、诗人、画家的名士就占了当时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文化名人云集桂林，文化团体纷至沓来，构成了桂林独特的文化奇观。

再说说“书店林立”。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当时在桂林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有200余家，出版“有助于抗战”的文艺书籍有上千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书店更是义不容辞，如读书生活出版社等，都先后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著作。

说说“新作叠出”。据史料记载，在桂林筹建新中国剧社的田汉等人，制作了一批反映抗战、激励斗志的剧本，如《秋声赋》等。此外，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夏衍的剧作《心防》、欧阳予倩改编的历史剧《桃花扇》等优秀作品，都一一献给了盛极一时的桂林抗战文化。

最后说说“好戏连台”。当年，“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作为战场”的口号传遍桂林，因而，诸如新安旅行团、抗敌演剧队、中国救亡剧团等演出团体多达198个，演出剧目上千。旨在表现抗战主题的西南剧展，历时3个月，总计演出80个剧目，观众达10万多人次。美国《纽约时报》当年撰文评论：“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在罗马时代曾举行过，还是仅见。“我举个例子，就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刚复刊不久，有两个青年就要了100份报纸到火车上去卖，就碰到5个美国人，两个男的三个女的，这两个男的呢每个人拿出1美元买了他一张报纸，这两个学生没有钱找补，后来美国人就说，不要补不要补，这张报纸是全中国最好的报纸，另外有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就说Very good, Very good!”

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旌旗汇桂林》一书作者马玉成先生，讲的这么一件卖报的小事，可见当年《救亡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

桂林抗战文化，始终高扬抗战旗帜。不论是当年复刊的《救亡日报》等报纸、期刊、书籍，还是由中华全国文艺、美术、音乐、戏剧、木刻、漫画等各界抗战协会领导下的各个文化团体，每一个文化人都坚持“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因此，把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比作南方抗日阵营的“旗帜”，西南大后方的“磁场”，反法西斯航线的“灯塔”都是恰如其分的。

桂林抗战文化，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阵营的“亮点”。这种跨越了民族，跨越了地域，跨越了国界的文化，具有大联合大融合大交流的国际性，成为鼓舞被侵略者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有力武器。如不少文艺团体，从桂林出发，开赴东亚和南洋、缅甸、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展演了一个个抗战戏剧和救亡剧目，被国外媒体称道“中国艺术之进步。”同样，当年苏联摄影记者卡尔曼拍下新安旅行团及广西学生军的训练与生活片断，也被他“带到欧洲，带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

桂林抗战文化最终汇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滚滚洪流。对于这一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员文丰义认为：“桂林能够把抗日宣传的信息通过香港向海外幅射，向东南沿海包括上海孤岛这一带进行辐射宣传，就使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能和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文化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能够形成。”